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积累,首先人类活动深刻影响着生物圈,而生物圈的一系列改变,又深刻影响到人类的智慧与技术发展; 再之,从社会发展来看,人类数百万年间,从直立行走、石器使用、火的使用,从狩猎时代经历了畜牧和农耕时代、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发展到现代社会。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对食品和药品的认识和区别,自然存在着一种模糊的状态。到了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实践,这种区别变得愈来愈清晰。在中国,大概在( 公元前104 年至公元1-2 世纪左右) ,随着最早的一部本草著作 《神农本草经》 的出现,标志着食物与药物的分化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与范围。这是历史的必然,唐朝 《黄帝内经太素》中所说的 “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就充分反映出 “药食同源”的思想。“药食同源” 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逐步演变的过程。
“药食同理” 的理论基础
药食的分用是人类在不断实践和进化的结果。因此,在这过程中必然是遵循同一法则和理念,凝集出同一种理论。在中国,运用药食的理论与古代朴素的哲学( 易学) 思想息息相关。在实践中形成了以 “四气、五味”为核心的学说。
其要点: 药食均具有寒热温凉四气与酸苦甘辛咸五味的属性。使用时根据四季变化和人体所处的状态选择适宜对象,是人体存在的不平衡( 疾病或亚健康) 状态恢复至平衡( 健康) 状态。药食两者使用的原理基本相同,所异者:“食养正气,药攻邪气。”如绿豆和大黄同为凉性,绿豆作为食物有清胆养胃、解暑止渴的功效,而大黄的功效为泄热毒、破积滞和行淤血的功效,作用相比之下要强很多。药物相对而言,纠偏作用更强,药性更盛,因而俗语所言: “是药三分毒”,形象地勾划出两者的区别和特性。
正确运用药物与食物如用兵。首先需要正确了解对象所处的状态( 体质、症状和内外表现及矛盾所在) ,再根据理论选择好解决矛盾的对象( 药物、食物) ,使得矛盾迎刃而解。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 历史上或现今的一些名老中医、健康和长寿者不乏其人。
最为生动的实例便是各地在历史事件中形成的各种 “药膳”。总的运用原则: 选择那些药性平和、适口、有应用传统的种类,大抵以补虚、强体、辟邪、应时为目的,运用的方式多种多样,以广大群众所熟知的,如: 为应对南方湿热天气的凉菜; 以清热解毒为主体原料配制成固定配伍并具有特定功能的各种凉茶品牌,而形成了具有岭南独特的凉茶文化且已成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间应用十分普遍的保健汤羹类,如其中列举的花旗参石斛安神养阴汤,党参天冬清肺汤等。“汤疗”一书的作者调查了在香港酒楼供应以润肺为主的老火汤,频率依次为: 杏汁白肺汤、金银菜炖白肺、西洋菜南北杏炖陈肾、花胶响螺炖鸡汤、淮山杞子响螺煲鸡汤等。另一在民间应用十分普遍者为煎膏( 又称膏滋) ,这种传统剂型易于保存及服用,并适合长期应用。仅举在 《中国药典》中收载的少数为例,如养心定悸膏( 养血益气,复脉定悸) 、龟鹿三仙膏( 温肾益精,补气养血) 、阿胶三宝膏( 补血气,健脾胃) 、胃肠复元膏( 益气活血,理气通下) 等。
酒的发明,从古代中国便晓得以酒为载体,制作一些四季养生的 “药酒”。例如用于滋补的有枸杞酒( 《太平圣惠方》) ,女贞子酒( 《本草纲目》) ;活血的有红花酒( 《金匮要略》) ,地黄煮酒( 《太平圣惠方》) ; 祛风湿的有牛膝独活酒( 《千金方》) ; 补肾的有对虾酒( 《本草纲目拾遗》) 等等。
至于药物和食物共用的 “药膳”,像饮食文化各地的菜系一样,各地在长期实践中,利用本地的草药与食材,创造出形形色色的 “药膳”,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药食两用( 药食兼用) 是人类对食物和药物有了深刻的认识后,希望寻找那些既有特定的功能、又可长期而又较安全服用、起到调整机体某些不平衡机制的作用,随之而来,功能性食品( Functional food) 、健康食品( Health food) 、药用食品( Pharmafood)、膳食补充剂( Dietary supplement)、植物营养剂( Phyto-nutrient)、疗效食品( Therapeutic food)[13]等名称和概念纷至沓来,究其本质,仅有微小的差别,但均属于 “药食两用”范畴之内。“药食两用”和药食互渗透,已是国际上的大趋向。其理念是避免药物纠偏误用时对人体造成伤害,通过日常摄入达到人体恢复或保持在健康状态。
